2022年還沒滿一個月，澳大利亞就開始作妖，先後夥同日本、英國上躥下跳，就涉疆、涉港、涉海和所謂“民主人權”問題老調重彈，無端給中國添堵。
▲ 2022年1月21日，澳大利亞和英國在悉尼舉行外長、防長“2+2”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無端指責。
這些年，澳大利亞跟著美國大哥自詡“民主人權判官”，頻頻對他國說三道四，澳大利亞媒體甚至曾誣衊中國是“人權賤民、暴徒和惡棍國家”。
▲ 近年來，澳大利亞甘當美國遏制中國的打手，多次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採取錯誤言行。
然而從放縱軍人虐殺阿富汗兒童，到放話追隨美國“捍衛臺灣”，無不證明澳大利亞是在假“民主”之名，行“偽民主”之實。
事實上，小弟的澳式民主與大哥的美式民主純屬一丘之貉，早已從根子上腐敗潰爛。 今天，我們來列數澳大利亞民主人權五宗罪。
❌ 第一宗罪：
民主制度缺陷明顯，政壇亂象叢生
澳大利亞使用從英國襲來的西敏制（屬於議會制）民主，自誇是“政治體制穩健的多元文化民主國家”，還好為人師，以自己的選舉制度為標準去評判他國。
實際上，這套制度絕非完美無瑕。 比如，澳大利亞議會選舉時的撥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就會導致選舉不公平。
在這一規則下，選民將選票上所有候選人按喜好程度排序，如第一輪計票時沒有人獲得超半數選票，就可以把排在最後一名候選人的選票按選民排出的喜好順序撥給其他候選人，以此類推，直到有人拿到超半數選票。
“撥票制”很可能使得到最多第一選票的候選人最終無法當選。 雖然有人認為這種投票方式能夠更公平地反映總體投票意向，但事實上還催生了黨派之間通過幕後交易達成相互支援的“撥票協定”，併發放投票指示卡指導選民據此投票，造成事實上的非民主投票。
再比如，由於澳大利亞實行議會制，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自動成為政府總理，這也導致總理往往由內鬥產生，是各方政治勢力較量的產物，而非人民的真正選擇。
自2008年以來，澳大利亞政壇連連上演“逼宮”戲碼，政客來來往往，做滿整個任期的總理卻寥寥無幾。 各黨內部也常是「各懷鬼胎」，為了個人政治利益不惜推同門兄弟下水。
▲ 2008年后澳大利亚总理任职时间
可想而知，由这种制度推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决不会将国家长远利益置于首位。
此外，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壇還多次曝出“不當招募黨員”（Branch Stacking）醜聞。 政客們為了確保在黨內初選中脫穎而出，給自己拉來一批「水軍」，通過代付黨費遊說他們加入政黨，並要求他們在黨內初選中支援自己。
這種做法雖然違反黨內規定，但並不違法，因此時常被自由黨、工黨等成員鑽空子。 2020年，個別地方政府官員就因捲入“不當招募黨員”醜聞而被迫辭職。
❌ 第二宗罪：
狐假虎威，輸出民主禍害無窮
二戰後，澳大利亞幾乎參與了美國發動或主導的每一場戰爭，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從不缺席。
以阿富汗戰爭為例，澳軍在阿富汗壞事做盡，極其殘忍。 澳大利亞國防部官方報告公開承認，25名澳特種部隊士兵涉嫌在2009年至2013年間謀殺39名阿富汗無辜平民和戰俘。
據澳大利亞媒體報導，涉嫌犯罪的具體情形包括：槍殺逃散村民，清洗村民，將成年男子和男孩集中起來槍殺或蒙眼割喉，將兩名14歲男孩割喉后裝入口袋投入河流，要求新兵槍殺戰俘以練手壯膽等等。
更令人髮指的是，所有非法殺戮都不是在戰鬥期間、“行兇者”動機不明或被誤解情況下實施的。 換句話說，這批澳大利亞戰犯完全明白自己的行為既嚴重侵犯人權，也違反現代戰爭法。
▲ 據英國《衛報》報導，時任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安格斯・坎貝爾在2020年11月19日新聞發佈會上公開道歉：“我代表澳大利亞國防軍，為澳大利亞士兵的所有不當行為，向阿富汗人民表示誠摯的、毫無保留的歉意。 ”
為了賣足力氣給大哥捧場，澳大利亞還遠赴萬里之外撒錢、投人、出力，在阿富汗花費約150億澳元，部署3.9萬名士兵，並與阿富汗前政府簽訂各種協定。
然而澳大利亞做夢也沒想到“喀布爾時刻”竟不期而至，美國苦心經營了20年的地盤頃刻易主，美軍甚至沒和盟友提前商量就一走了之，澳大利亞賠了夫人又折兵。
可悲的是，澳大利亞一些政客卻沒有汲取教訓，還在不斷渲染“戰鼓論”，叫囂支持美國“保衛”臺灣。 連前總理基廷都看不下去了，直言“臺灣不是澳大利亞的重要利益所在”。
▲ 澳大利亞一些政客不斷渲染“戰鼓論”，叫囂支持美國“保衛”台灣，錯把刀劍當蜜糖。 （漫畫 | 劉蕊）
可是，繼阿富汗的前車之鑒後，澳大利亞父母還有信心為了所謂「民主」將親生子女送到他國領土、打一場「毫無意義且註定慘敗」的戰爭嗎？ 或許他們也心知肚明：本國的“民主”只不過是向美國獻媚、向他國耍橫的幌子罷了。
❌ 第三宗罪：
设立离岸拘留中心，堪称当代纳粹
2013年，澳大利亞政府下令將所有乘船偷渡至澳的難民、尋求庇護者和非法移民，遣送至設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或瑙魯的地區離岸難民營進行強制集中拘留，脅迫他們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等待遙遙無期的入境審批。
根據澳大利亞難民委員會去年7月份的統計，難民營迄今已累計收容4183人，其中僅不到三成獲准入境，剩餘約3000人或被送去別國顛沛流離，或被強制遣返原籍國，剩下的將被繼續羈押折磨。
▲ 2017年11月13日，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馬努斯島離岸難民營內，被拘留者在進行抗議活動。
集中拘留所猶如「納粹集中營」。。 難民不僅慘遭毆打、性侵、虐待，還面臨食品、凈水、醫療供應不足等非人生活條件。 被羈押者身心長期遭受摧殘，許多難民非正常死亡，甚至有人自焚。
▲ 難民在澳大利亞巴新馬努斯島離岸難民營慘遭毆打、虐待。
這些難民曾經嚮往澳大利亞的“人道主義”和“自由民主”，於是以生命為賭注前來投奔，何嘗想到最終要麼客死異鄉，要麼生不如死。 早知如此，又有誰願意成為「澳洲夢」的犧牲品呢？
❌ 第四宗罪：
原住民人權紀錄劣跡斑斑
早在18世紀末，英國殖民者在踏上澳洲大陸之初即對當地原住民進行了肆無忌憚的屠殺和奴役，使原住民人口從西方殖民前的75萬至100萬人銳減至20世紀30年代的7.4萬人。
▲ 1888年，澳大利亞昆士蘭員警在溫頓附近的米斯泰克里克骷髏洞獵殺原住民。 圖為挪威科學家卡爾·盧姆霍茲據實所畫。
▲ 從1880年到1950年，澳大利亞西部的白人員警常使用鎖鏈鎖住原住民，充作奴隸。
1月26日是澳大利亞國慶日，也是殖民者登陸日。 可對於澳大利亞原住民來說，這一天是他們的“悲痛日”和“被侵略日”，從來都不值得慶祝。
上世紀初至30年代，澳大利亞實施了慘無人道的種族隔離政策，通過設立“土著保護委員會”、頒布“保護條例”等，將土著居民強行遷入偏遠地區保留地，實施封閉管理，在飲食、財產、生育等方面加強監控。
▲ 澳大利亞歷史上推行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限制有色人種移民澳大利亞。 圖為「白澳政策」宣傳海報。
1910至1970年間，澳大利亞政府還對土著兒童尤其是土白混血兒強制實施“同化政策”，強迫原住民學生入住英語寄宿學校，禁止他們使用原住民語言，導致300餘種原住民語言中110種瀕臨滅絕。 10%至33%的澳土著兒童被強行帶走送到教會或白人家庭撫養，成為“被偷走的一代”。
▲ 1952年，原住民兒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瑟堡的一所寄宿學校里學習。
▲ 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博馬德里原住民兒童之家，兒童們日常需要收集木材、養活自己。
雖然有關法律已被廢除，但由此產生的傷害和荼毒一直延宕至今。 曾獲全球高票房的電影《末路小狂花》就改編自這段悲慘歷史，併發出靈魂拷問：“如果政府綁架了你的女兒，你會怎麼辦？ ”
▲ 《末路小狂花》中澳大利亞原住民母親在孩子被白人員警擄上車后絕望的表情。
1978年，澳大利亞原住民被捕率是非原住民的11倍，羈押期間死亡率是非原住民的50倍。 30多年來原住民境遇並未得到明顯改善。 澳大利亞原住民僅占澳大利亞總人口的3.3%，但澳大利亞監獄中原住民人數佔全澳監獄人口比重達28%，是世界上被監禁人口最多的種族。
▲ 2008年2月，澳大利亞人聚集在坎培拉國會大廈外的大螢幕前，觀看時任總理陸克文向澳大利亞原住民就“被偷走的一代”的錯誤道歉。
直到今天，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命運仍未得到徹底改變。 2020年底，「澳洲和解」組織《澳洲和解晴雨錶》研究報告顯示，過半數受調查原住民稱過去半年遭遇至少一種形式的種族歧視，較2018年增加9個百分點; 60%原住民受訪者認為「澳大利亞是種族主義國家」。。
❌ 第五宗罪：
針對女性的家暴、性侵醜聞不斷
2021年，困擾澳大利亞的不僅有疫情，還有聯邦議會不斷發酵的“性侵”醜聞。
繼前國防部長辦公室職員在議會遭同事強姦、前總檢察長波特涉嫌強姦醜聞后，澳媒又接連曝出多個議員涉嫌性暴力、性騷擾。
事實上，澳聯邦議會已成為性騷擾「重災區」，高達三分之一的議員及工作人員曾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 而這些人給出的藉口竟是“議員們遠離家庭，隻身一人在坎培拉工作，寂寞難耐，如能與家人在一起就不會發生此類事件”。
▲ 曾受到傷害的前澳大利亞議會工作人員布列塔尼・希金斯鼓勵其他人站出來提出指控。
▲ 澳大利亞議會職員舉起「適可而止！ “的標語，對職場性騷擾和歧視女性表示抗議。
可是和家人在一起又能怎樣呢？ 《悉尼晨鋒報》報導顯示，近10%的澳大利亞女性在疫情期間經歷過家庭暴力，三分之二的人表示疫情期間暴力行為變得更加嚴重。
支援女性維權的南澳婦女法律服務機構負責人表示，目前該機構處理的案件，其嚴重程度比以往高很多，致使相關工作人員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如果連本國立法機構都烏煙瘴氣，連本國婦女都保護不了，澳大利亞又有什麼資格對別國指手畫腳、評頭論足呢？
▲ 澳大利亞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大降
就在2021年末的坎培拉，一群憤怒的原住民在示威中縱火點燃了澳大利亞舊議會大廈。 這幢著名的歷史建築曾是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辦公地，也被原住民視為殖民統治的象徵之一，卻在聯邦政府搬走後被改造為“澳大利亞民主博物館”。
